重读经典 | 杜思韦特：经济增长，要质量还是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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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定律同样适用于工业领域，它迫使制造商采取最新的、成本最低的方法，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工业革命初期的纺织技术传入英国的棉花加工行业，纱丝的价格急剧下降，尽管降价的原因一部分是作为原料的棉花的价格下降了，但真正的原因是惠特尼发明的新型轧花机。

杜思韦特：增长的困惑（上）

李义平 | 文

理查德·杜思韦特，英国人，职业经济学家。他的知名度来自于他1972年出版的著作《增长的困惑》。该书用大量的、生动的事实再一次震响了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所展示的呼吁，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特别有现实意义。

杜思韦特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的基础上，对于怎样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何遵循自然规律，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继往开来的研究。杜思韦特反思了单纯追求GNP的行为（在我们这里是单纯追求GDP），认为GNP掩盖了许多无奈甚至是不好的东西，认为快速的增长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衡，而美好的自然界本身就是人类福祉的一部分，增长必须暂时慢下来。

《增长的极限》

[美]丹尼斯·米都斯｜著

李宝恒｜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12月

严重的污染和一系列失衡，例如内需和外需的失衡、产业结构的失衡、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与资源环境压力的失衡，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来自增长的困惑。杜思韦特独特的分析、丰富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透视这些困惑，使我们的发展之路更为理性，更为和谐。

要质量还是要数量？

“要质量还是要数量?”这是杜思韦特《增长的困惑》一书第一章的标题，是他首当其冲的发问，也是我们今天经常讨论的话题。我们通常将其表述为是只要速度，还是要坚持质量、效益和速度的统一。

《增长的困惑》

[英]理查德·杜思韦特｜著

李斌 姜锋 宫庆彬｜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1月

我国同仁的讨论经常从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开始。实际上GDP只是一个营业额，它本身就掩盖了许多不好的东西，如果它成为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矢志不移、不择手段追求的目标，它不好的方面就更会凸显出来。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强调的是国别、区别，是一国、一地区内的本国人、外国人、本地人、外地人创造的一切产品和劳务的价格总和，只管生产出来，不管卖出去。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都能对其产生正的效应，即可以增加GDP。换言之，把大桥建了再炸、炸了再建也可以增加GDP；污染可以增加GDP，污染了再治理同样可以增加GDP。

杜思韦特指出，GNP是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所有贸易产品及服务的总销售额的变化，也就是说，GNP和GDP都只是一个“营业额”，只是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它不是质量指标，如此而已。人们通常看到了GNP辉煌的一面，其实它掩盖的问题更多。按照杜思韦特的论述，被掩盖的问题有：

1.经济生活中交易之外的活动所创造的财富或价值被忽略了。例如，GNP中只包括在餐馆中就餐的费用，却不包括自己在家中做饭的劳动支出；包括在商业修车处修车的费用，却不包括自行修理的费用；包括雇保姆、雇小时工的费用，却不包括自我服务、自己做家务的费用。再如，与城市相比，农村自给自足程度高，虽然农村货币收入低，但并不代表农村的实际生活水平低。农民进城了，货币收入高了，但并不等于生活水平高了。故此，GNP只是合法的货币收入部门的规模。此点应当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不要以为农民进城了就是好事。

2.GNP中没有剔除或扣除成本。杜思韦特指出，GNP包含的一些惊人的内容使人们大大地歪曲了其本质。其一为税收，如果政府征收消费税，就会增大GNP。另一个是自然资源矿藏、化石燃料、森林以及土地的价格被大大低估。“一个国家砍伐掉所有的树木作为木材销售，并将得到的钱在赌博中挥霍一空。根据国民核算，该国变得非常富裕。”

杜思韦特指出，1977年出版的由荷兰记者沃特尔·范·代瑞和联合利华动物食品公司前常务董事玛瑞斯·哈姆林克合写的《自然的价格》一书认为，如果核算自然资源的货币价格，将会使整个工业社会为之震惊，从而暂停对自然资源的破坏。

3.出口虽然增加了GNP，但不等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杜思韦特指出，GNP数值中另一项歪曲的是出口，这些出口物从未在制造这些商品的国家消费。由于高额出口，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往往显示出较高的GNP增长速度。然而，由于出口所得往往被用于偿还外债，其国民境况会变得更加糟糕。

我们的情况也与之类似：依靠廉价的资源、廉价的环境、廉价的劳动力造就了便宜的商品，靠便宜商品的出口带动了GDP的增长；积累了大量外汇，这些外汇只能到国际市场上使用，希望在国际市场上买高新技术产品，通常发达国家不卖，于是只好把这些外汇投资于发达国家的国债。这是一种十分尴尬的状况。靠出口拉动GDP的增长，而不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观，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4.人们的有些行为虽然可以增加GNP，但对于总体福祉而言却是负效用，因为这是被迫而为，是无奈的选择，是非自愿消费。这一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淘气的小孩儿不小心打破了邻居家的玻璃，要到玻璃店里买玻璃予以赔偿，这种购买行为可以增加GDP，然而买玻璃的钱本来是要给爷爷看病的。又如，居住在机场附近的居民为了正常生活，不得不购买隔音的双层玻璃，这会使GNP增加，但却是无奈的选择，是非自愿消费。

大量的非自愿消费的增加，使得人们很难找回曾经使他们生活得很好的方式。这不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较高的生活水平，而是因为旧有的节俭生活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了。例如旧式的五金商店的消失使人们无法买到水龙头的垫片，只能买一个全新的水龙头。杜思韦特特别阐述了汽车的增加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他说，车辆增加可能会延长到达工作场所的行车时间。由于交通拥挤，其他人的行车时间也会增加，整个社会用于交通的时间都会增加。由于需求减少，公共汽车的班次也将减少，票价会增加。因此，GNP可能会因为额外的交通花费而增加。从福利的角度看，很可能整个国家将会变得更加糟糕，人们除了开车别无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开车，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结果就是资源浪费，环境污染。

5.有些增加GNP的产业或行为，是有害于人类社会的。比如色情文学虽然可以增加GNP，但却对社会是有害的。另一个例子是人们在采取一些行动之初，并未意识到它的破坏作用：“我们没有认识到，如果人人都多得到一些，这将不会改变或破坏预期的利益，而且还会损害既有的利益。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阿尔加维是一个度假胜地，当时只有很少的人去那里度假。但如今，它出现在几乎所有旅行社的目录里，在杏树林曾经生长的地方盖上了旅馆。该地区被彻底改变了，许多过去在春天到该地度假的人选择了更远的地方。”GNP本身没有价值判断，但人们应当对GNP进行价值判断，应当对GNP的构成以及产生GNP的行为进行选择。

6.虽然经济增长了，但如果消费品价格提高，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就会造成总体社会福祉的下降。暂存社会分配不公不论，GNP的增加，特别是其中用于收入部分的增加必须快于物价的提升，如果物价的提升快于人均收入的增加，增加的消费能力很可能被提升的消费品价格耗尽。如果分配不公，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就会蒙受损失。杜思韦特写道：“一个古老的类比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如果剧场中每个人都站起来以期看得更加清楚，则人人都没有优势。如果有些人——退休金领取者或失业人员——因为收入增加的程度不及其他人而无法‘站’起来时，此时他们的状况就会变得非常糟糕。即使他们较以前有更多的钱，但他们仍旧无法维持先前的生活。”

关注社会福祉，关注生活质量

通过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底怎样才能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不是仅仅追求GNP。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荷兰经济学家吕菲·休丁就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产出减少，其国民的境况可能会更好。他列举了7个决定生活质量的因素：

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及服务的质量人们享有的环境质量，包括空间、能源、自然资源以及动植物物种的多样性；人们用于休闲的时间比例；可动用的收入的分配是否公正；工作条件的好坏程度；获得工作的难易程度；未来的安全性。

杜思韦特接着提出如下5个因素，其中，除了第一个因素以外，其他因素都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人们的健康水平如何；文化活动水平、教育水平以及享用权；提供的住宅质量；形成令人满意的信仰或精神生活的几率；家庭及其幸福感。

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关组织在英国对人们自我感觉生活质量上升还是下降做了一次调查，要求从0到10对当前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并说出5年前和5年后的情况时，结果几乎一致：生活质量在下降。他们认为，5年前英国的生活质量为8，如今(指1975年)为7.2。

杜思韦特写道，1977年都柏林的两名研究人员厄尔·戴维斯和玛格丽特·费恩受欧盟委员会资助，在8个欧盟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丹麦、比利时以及荷兰）向2000名受访者询问关于他们生活的一些问题。主要问题包括：“将所有的因素都考虑在内，你对你生活的整体满意度如何评价?”从一大堆答案中，人们认为自己满意与否的最佳指标是自身的健康状况。当然，其他因素也关系到对生活的满足感。根据统计，人们对其住宅和邻居的感受之间有非常大的联系。已婚的人要比单身、孤寡或者离异的人感到满足。令人惊奇的是，收入并不影响人们的满足程度，至少在法国、荷兰和英国是这样的；而在意大利、爱尔兰以及丹麦，收入位列于最重要指标的第七位或第八位，在德国，收入位列第三，在比利时，收入位列第四，仅仅在这两个国家收入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其生活的满意程度。

《经济学和公共目标》

[美]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著

于海生｜译

华夏出版社

2010年1月

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出了反思，阿马蒂亚·森主张以自由看待发展，加尔布雷斯在他1973年出版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中更是深刻指出：“发展既然是社会的中心目标，就当然不容任何事物挡住它的路，包括对环境——空气、水、城市生活的宁静，乡村的美丽——的影响以及不利影响。从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会发生对环境的损害发电厂对空气的影响，由此产生的氖对视力的影响，制钢厂对附近湖泊的影响，汽车对肺部的影响。”加尔布雷斯同样主张对人、对公共目标的重视。

为什么会“一切为了增长”？

既然单纯追求增长会带来许多弊端，那么为什么这种单纯的经济增长又难以遏制？

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府，另一方面是市场。就政府方面而言，杜思韦特写道：“政府控制经济的目标是使经济得到快速的、稳定的发展，并且保证有比较高的就业率。”由于政府的工作成就主要是通过每年的GNP来判断，这就使得任何国家的领导者从来都不愿意有一个缓慢的经济增长率，而是不断努力地加速提高这个增长率。总之，任何一个政客都不愿意在他任期内的经济增长下滑。在笔者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市场健全，就能够相对充分地反映民意。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不直接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经济发展的质量可能会相对好一点，环境污染相对轻一点。一旦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而且缺少必要的社会约束，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升迁不顾一切地血拼GNP，继而造成极为消极的后果。

“一切为了增长”的另一推动力量来自企业。杜思韦特说，对于促成这种增长的人来说，增长的结果对他们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增长本身。增长得越快，政治家和商人就越高兴。增长意味着改变；而更多的改变意味着更多的市场机会和更多的利润；更多的利润不仅是系统的动力来源，而且是更快的增长所需的资金来源。对一个公司的决策者来说，企业的经济增长会带来一个良性循环，经济增长会使利润增加，增加的利润会带来更多的投资，而更多的投资会导致更多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投资和更多的利润。于是，增长成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在市场经济下,谁不扩大生产规模谁就缺少竞争力。

企业的增长冲动来自于增长定律。建立在达尔文法则基础上的增长定律是，只保证那些增长最快的企业和国家的生存，就像适者生存的物种是因为拥有了合适的基因，商业增长的关键在于采用更合适的技术。

增长定律在农业领域有着生动的表现，杜思韦特写道，一个创新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工业物资使用效率的提高。例如，马匹被拖拉机所取代，能承担冒险行为的较有钱的农民购买拖拉机，通过增加其耕种庄稼的面积而获利。在看到他们的战功后，其他农民也购买拖拉机，也提高了产量。最终，无论他们种植什么，其价格都会下降，使那些仍然使用马匹耕种的农民破产，因为较低的价格水平使他们无法养活自己的家庭，只能离开自己的家园。

那些收购离开自己家园的农民的土地的农民，在经济上可能并没有比选择创新以前更富裕。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可能变得更糟，不仅因为他们种植面积更大，还因为他们的处境越来越接近经济承受的极限，因为他们销售农产品获得的收入更多地花费到购买维持生存的必需品上，而这些钱都被工业部门所赚取。如果他们的产品价格再次下降，那么他们赖以生存的利润将会减少。杜思韦特强调，对于那些反应迟钝的人，新技术就是生死之战，因为新方法提高的产量使价格降低，使采用老方法的人无钱可赚，无法再采用老方法，他们只能为了生存不断放弃过去。

杜思韦特指出，增长定律同样适用于工业领域，它迫使制造商采取最新的、成本最低的方法，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最著名和最详尽的案例就是工业革命初期的纺织技术传入英国的棉花加工行业。1780年之后的30年里，这些技术将英国这一农村中为数不多的、兼职的、举步维艰的，并且无法和印度的进口产品竞争的行业转变成了占国内生产总值8%的一个工业部门。纱丝的价格急剧下降，从1786年的38先令下降到1807年的6先令9便士。尽管降价的原因一部分是作为原料的棉花的价格下降了，但真正的原因是惠特尼发明的新型轧花机，那些没用多轴纺织机代替家庭纺车的人无法再继续纺纱的小生意。

此外，该行业发生的变化还影响到了其他方面，到1812年，虽然纺纱工作只能在能够获得水和蒸汽动力的工厂进行，但家庭纺织的人数开始减少。10年后，动力织布机出现，因价格下跌，无法承受巨大收入压力的独立家庭纺织工人被迫退出了该行业，从此深陷贫困。菲利斯·迪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介绍了这个时代。他写道，英国是首个因采用新型生产设备生产出更便宜、更优质的棉花而获得创新利润的国家。当它的竞争对手闻风而动时，价格已经下跌到竞争更加激烈的水平，高额利润已经被人捷足先登。领导创新，意味着这个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能够继续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仅因为其拥有的规模经济范围较大，能够继续以更便宜的价格销售其产品。

达尔文主义的增长定律，就像冥冥中的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企业永不停止地前进、增长，因为任何一个技术的出现都可以使企业重新洗牌，而快速的增长又带来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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